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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解与重构：周作人文学意义再评价 | | 来源：本站 作者：南窗寄傲 点击数：9155次 更新时间：2009/1/8 2:05:04 | 摘要：对旧文学逻辑的破解和对文学新世界的重构，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主题，也是周作人一生当中的重大活动之一。周作人高举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大旗，以各种文学方式参与到对旧文学的破解与新文学的重新建造过程中，从而使其个人具有了重大的文学意义。
关键词：周作人；破解；重构；文学意义
Destruction and Explains，Re-constructs——Zhou zuoren literature significance re-evaluation
Abstract: Explains to the old literature logic with to the literature new world re-constructs, is 54 literary revolutions subjects, also is zhou zuoren’s one in the middle life significant active. Zhou zuoren lifts up high the humanitarianism, the liberalism great flag, participates by each literature way explains to the old literature with in the new-vernacular literature again construction process, thus enable it personally to have the significant literature significance.
Keyword: Zhou zuoren ; Destruction and Explains ; Re-constructs; Literature significance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着重要历史作用的作家、批评家，周作人的文化形象一直为单一的历史解释而困惑着。由于政治倾向问题，他遗憾地堕入到悲剧性的命运当中去。但是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复杂的个体，这个个体在文化历史中的地位在一段时间内由于某些历史具象的遮蔽而忽略了他在某一阶段所起的具有时代意义的作用。实际上，当我们把关注的焦点俯视到周作人这个个体的全部特征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如果作为一个纯粹的作家和批评家，他仍然散发着强烈但绝对不耀眼的光芒。“人的文学”观的提出，实际上就是周作人一生中散发出的光芒中最亮的那一道。
事实上，穿过历史的烟云，我们发现，周作人的文学意义就在于：如果文化的进步需要对旧的文学逻辑和思想体系进行破解的话，那么周作人就是现代文学史上对旧文学逻辑及其规范进行激烈毁灭和重新建造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一 破解：一个中国文人的反叛
严格意义上讲，周作人并不是第一个对旧文学逻辑进行凶猛轰炸的知识分子。在周作人之前的胡适、陈独秀那里，他们已经开始了对旧的文学形式上的破坏。1917年初，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帷幕。但是，胡、陈 二人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方向是偏重于强调文学形式的改革，我们从革命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来看，如果说在文学革命的初级阶段，在旧的形式严重束缚了对新思想、新内容的表达的特殊情况下，胡、陈二人形式先于内容，重于内容的提法是具有相当的革命意义的。但是，随着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如果一直把语言形式的改革当成文学革命的唯一旨归，而不突出文学思想内容的革新，这种极强的片面性不仅会影响到新文学的继续深入，而且对其他新的社会思想的传播也有着极大的阻碍作用。“至此为止的（文学革命）发难前期阶段，倡导者们对于封建的传统文学给予了足够的批判，但究竟有什么样的精神内容才是新文学的应有之义时，他们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回答。”[1]这样就造成了五四新文学革命有停滞不前的危险。
在这个需要对文学革命进一步助推的关键时刻，1918年12月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发表使文学革命的肇始者们松了一口气。周作人对人道主义文学思想的引入，导致了文学革命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向内转”的新阶段。在那一时期，“他似乎并不特别看重当时正在激烈进行的自话、文言之争，不特别看重作品在形式上的可接受程度。”[2]而是主张西方的人性和人道主义。“他强调人生的感性特征，认为应当尊重人的感性需要。”[3]虽然周作人并不是介绍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到中国的第一人，但是他的确是率先以西方人道主义为基本精神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为旗帜，向旧的文化体系深处轰炸的第一批思想者之一。
周作人对旧的文学内容上的破解带有很深的“人道主义”评价机制的痕迹。在他的眼中，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是否有表现人性的东西呢？他对这个问题肯定的极少。他直白地指出：“四大名著”中仅有《红楼梦》是耐人研究的。周作人激烈的文化破解行为的重点就在于：在排拒对于文学“含着游戏的、夸张的分子”的作品的同时，又将妨碍人性的成长，破获人类平和的东西列入“非人文学”的黑名单中，甚至如《西游记》、《水浒传》之类的作品，他也从中发现这些传统文学经典最大的黑暗就在于消解了正常的人性，而使读者沉溺于神鬼、巫魅，江湖杀伐的反人性的血腥快感中。以《西游记》、《水浒传》为代表的文学范式，在周作人的心目中只是作为民族心理研究的资料，而非正常的人的文学。他拒绝旧文学、非人文学的态度不亚于反对封建制度的姿态。对他来说：“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他说：“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从这归结为人性即是“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是人性。”[4]周作人早期论文中所表现出的这种对于人性本质的深度理解，以及他极力强调人的自然本性的文学姿态，成为他破解旧文学逻辑的一个重要方式。
然而，如果说周作人对旧文学体系进行激烈推翻是他的文学破解行为的一个方面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对旧的文学逻辑的批评、吸收乃至内在地改造，理所当然地成为他对传统文学价值观的另一种形式的挑战。
事实上，在周作人文学思想的前期，对于西方文学思潮的饥渴吸收和推崇，是他反对封建文学的巨大动力之一。但是在后期，由于他个人之外的周边政治、人文环境的变迁，“由于军阀的高压政策，（北京）成为一潭死水。进步的出版物被查禁，无辜者遭追捕，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面临着或者逃往南方，或缄默的抉择，”面对在这一思想领域之外的压力下用西方人道、人性、自由的思想继续瓦解旧文学这一历史性的任务的中断，“鲁迅选择了前者，而周作人选择了后者。” [5]在这一时期，周作人对旧的文学逻辑的破解，实际上是更为隐蔽和灵活的。
正如有些批评家所言，周作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西式的文学创作及批评模式，尤其是他的文学批评所具有的中国古典文评的色彩相当地浓厚。这里边的原因就在于：他在按照西方启蒙主义方式猛烈抨击旧文学的破解模式之后，又继续以改造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方式更深层地介入到对旧的文学逻辑的破解历程之中，这种破解模式的转变之所以会发生，实际上是和周作人的个人经验分不开的。由于他“无法超越渗透在自己情感与血脉中的‘遗传’的旧文化因子，他批评传统，感到失望和宿命，却由于失望和宿命为先导，不自觉地回归传统。”[6]因此，他的文学思想发展的历程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传统的烙印。但是，他对传统文学批评模式的改造并非单向的，他否定了中国古典文学评论不重视语言的抽象分析和逻辑思辨的缺点，而注重对艺术本体、形式、语言、结构的研究，为中国传统文评注入了“个性化原则”，无疑，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二 重构：面对文学新世界的周作人
在周作人及其同事们对陈腐的文学逻辑、文化思想体系进行深度破解和推翻的努力得到中国知识阶层的大多数的认可之后，面对废墟上的中国文学新世界，周作人更是以实际作用者的身份参与到新文学的重构过程中。
实际上，他的《人的文学》甫一发表，就已经宣告了文学革命由“破坏”的阶段进入到了“建设”的阶段。而周作人对中国文学新世界的重构的焦点就集中在了新的文学批评秩序的建立上。
五四新文学批评秩序的建立实际上就是对西方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卵翼下文学新批评思潮的一种高度的模仿和运用。周作人在这一模仿和运用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把西方自由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尤其是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引入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为现代新文学倡导了一种新的价值评判尺度。“人的文学”批评观要求创作主体必须以“自我”的“人”来反映“人的自由”，“人的道德”，“人的生活”，澄清了新旧文学观的根本界限。在推倒了旧文学批评体系的逻辑大厦之后，批评家角色的周作人以变革中国文学批评模式为基础重修了文学新世界的基本面貌。
这种基本面貌的改变也暗合了当时文学思潮的涌动，而在表象上，却体现为对文学批评模式的结构性拆解和重新组合。周作人改变了先前旧的文学批评单一化、封闭化、共性化的落后特点，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着重于强调文学的创作个性，在他为中国文学批评注入的“个性化原则”基础上，他引领了一种文学批评的潮流，那就是：更多地重视作品的艺术体式，风格的多样性与独创性，注重对艺术文体、形式、语言结构的研究，甚至还强调小说的观念、内容结构与形式都需要彻底的革新。
不可否认的是，周作人新的文学批评观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代文学新世界重建的理论基础之一。而周作人“‘人的文学’观发生的最大价值效应是他所产生的认知价值。它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新文学与封建文学的根本区别（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第一次赋予新文学以文化意义。”[7]这样的作用和意义，假如被历史所忽略的话，那么极有可能会把后来者导入一个纯粹化的单一的历史观中，无疑，这是相当值得反思的。
三 结语
无论是破解还是重构，对新旧文学逻辑、秩序的交替而言，周作人的意义都是客观存在的。对西方文学思想的吸收，对东方文化内涵的改造，成为周作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文化课题。回顾周作人的一生及其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周作人始终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从开始的狂热迷信西方，到沉溺于传统文化思想的“自我的园地”中，甚至丧失自己的人格，投入到民族敌人的怀抱中，周作人一直在复杂的轮回中异样地循环。透过对周作人个人的形象关照，我们发现了他的污点，但同时也在搜寻着一些存在于其身的闪光点。令笔者满意的是，这篇文章为全面审视周作人的文化形象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
注释：
[1] 秦新春：《再评“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2] 、[3]庄锡华：《传统文化与周作人文学思想的重识》，《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4] 见周作人：《人的文学》。
[5] [英]卜立德：《一个中国人的文学观——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前言第7页。
[6] 邓利：《试论周作人的文学批评》，《北方论丛》，2001年第5期。
[7] 赵世清：《周作人“人的文学”观的价值阐释》，《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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